文学对我们的意义

这些年来，有许多在文学路上跋涉的人因为电视的介入而改变了方向，这样的幸运也落在了一个叫徐风的人头上。一部中篇小说被一家电视台改编拍摄成电视剧而使徐风改变了门庭。后来，人们听说他在电视界获得了许多奖，远比写小说过得滋润。

只是没有想到，新近他还会拿出一部中篇小说集《秋风凉了》。由此，我们看到了为挣“讨老婆聘金”而满面尘垢的束七子们，还有挣扎在仕宦途中西装革履的田孟生们。

生活中我们都碌碌而忙，心灵在物质化的世界表层飘摇不定，但有时难免存了一份心念：莺歌燕舞的喧嚣如潮退去，有人在精神之海的裸岩上静坐。由此进入一种美学冥想——至少还有格外坚定的灵魂如一面旗帜在时而躁热时而冰冷的八面来风中猎猎作响。

看来，成了电视人的徐风觉得自己的舞台还是不够绚丽光鲜。

作为任性和软弱的读者，很多时候我们拒绝沉重、深刻和博大，可能的话，我们甚至不去翻动历史和社会的书页，规避去直面人们温柔的面纱下过分狰狞或过分无奈的人性，而我也宁愿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编织纤情细感的花篮或蛛网。徐风的文学创作生涯恰巧伴随了我们这些八九十年代青年一段多思的年华。他的双足和心灵扎根这块我们同样无法割舍的土壤，他的小说散文涉及了战争、社会、家庭及情感的方方面面，而我在这里单单提及现在早已被徐风本人轻轻放在一边的《雨季》则完全出于个人嗜好。创作这篇小说的徐风当时还是一个一身轻松的文人。蓉和敏姊妹从漫漶不清的黄梅季节中涉水而来，她们潮湿的眼睛里流淌着只属于江南水乡湿漉漉的女性情怀。从读者心境言，阅读这种作品是一种情绪把玩。

而在《秋风凉了》作品集中，受到里外夹击、灵魂拷问的田孟生终究准备做一回人了，但他的出路是屈膝妥协重回家庭。读这样的人物正如坐在火山爆发前夕令人窒息的寂静里。我觉得自己是被逼迫着去直面无辜人性在社会的“铁板烧”上翻转炙烤，他们的责诘之鞭击打在我突突跳动的神经之丛。束七子们从贫瘠的农村蜂拥而来，出卖最廉价的体力，挤占着城里人的生存空间，他们卑琐勤劳又不折不挠，令城里人憎恶恐惧又无法可想，他们一旦在城里立足，便终将成为田孟生乃至宫复民。但束七子难得的人性优越最终成全了市民泄愤的愿望；田孟生同他的乡亲一样，对权力无限的挚爱崇拜，对官场刻骨的鄙视仇恨，但他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既积极主动又身不由己，看起来也只有永远妥协下去，永远无法回到他自己。生活中十字路口的选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常常艰难而又痛苦，同样，《仕途》中误入官场左右为难而又浑然不觉的彭秋生也是一个我们熟悉的陌生人。徐风不动声色地描述他灵魂的煎熬，却又无意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官场小说，而是把笔触作更深入的伸展。人生的尴尬因此拥有了深刻的意义：人的命运沉浮是巨大的社会惯性裹挟的必然结果。应该说，这几年徐风通过电视镜头对世界的洞察审视别具了穿透力和高度。我想，一个作家对文学作任何一种短暂告别未必不是好事，如果他更有勇气回归人的本来和生活的本来。

其实徐风从来没有离开文学。他只是换一个角度观照生活，同时也换一个角度观照文学。他再度握笔，是摆脱了书生意气后对生活的一次重新审视。文学创作是生命现象，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因其与生俱来，便积淀于心、融汇于血。徐风在文学语言与镜头语言之间进退有余的切换，从既深刻同时也狭隘的文人眼光到另一种更贴近民众大地的立体全方位眼光的灵活转换，于徐风，是他文学的积累和飞跃。

在众人眼里，尤其是电视圈里，无论如何，徐风是个成功者，这不仅指他获奖，《潘根大》、《老龙窑》、《最后的鱼鹰部落》以其对江面百姓和文化独特的文学化展示，在中国的电视圈里可圈可点。一名充满激情的文学人每一段生活于他都是波澜，现在徐风只要让笔下的人物尽可能离现实的生活远些再远些，离艺术近些再近些。在他业已锐利和冷峻的文风的另面，我们依然能握住他悲悯苍生的浑厚脉搏。

对一个用文学滋养生命而后滋养生活的人，文学不是职业。

有一次徐风说到“作文与做人”的老话题，他说写作的初级阶段拼的是学识和技巧，到了高级阶段，拼的是人格。人格强大的人未必都要成为文学家，但许多好作品的创造者他们的人生会展示另一种境界：他绝不肯用文学，即用生命里的自由精神或人格来换取现世的爵位与荣光。

对于我们，今世写不出《红楼梦》或《第二十二条军规》，就不能挚爱文学了吗？

繁华闹市，有一个女孩子在大街对面中国银行的金字招牌下踩着伦巴的鼓点，现在一小时过去了，她仍然在跳，不过舞种换了，是幼年时脚尖与牛皮筋的嬉戏。

舞蹈与写作，是一种本质。